逢場作戲的悲哀
考察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郭沫若是一個典型。
郭老去世時，宣傳中曾給予他與魯迅並肩的美譽。現在看，這樣的評價已經很難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郭沫若與魯迅為人為文差別甚大。我無意全面評價郭老，只想通過他治學的某些失誤談一點感想。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天下沒有完人，魯迅也有失誤。
但有人的失誤在治學的範圍，有人的失誤在做人的範圍。有的是因做人的失誤而引起治學的失誤。
在這方面，郭沫若與魯迅顯然是不一樣的。
本世紀後半葉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是在一場接一場的運動中度過的，除「文革」那一場運動對郭老有所傷害以外，郭沫若一直充當革命動力。
一方面，他率先對諸如胡適派、胡風集團、右派分子等革命對像聲討、批判；一方面，他又寫了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文章。
那些白紙黑字，已經很難經受歷史的檢驗。
有些明顯的過頭話，甚至成為笑柄，比如王元化就談到郭沫若有一篇《紅旗躍過汀江》的文章：「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了詩詞的頂峰。
主席更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成了書法的頂峰。
例如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巖多寫一個龍字。
『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
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麼生動，多麼瀟灑，多麼磊落。
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了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
在這裡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個第一』的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呈現在了我們的眼前。」
王元化評論道：「這話又說得何其肉麻!」的確如此。
我無意嘲笑郭老。明眼人一看即知，郭老晚年表面上地位顯赫，實際上並無尊嚴。否則，年輕時曾經呼喚鳳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諛?
再說郭老晚年治學的兩次失誤。
一是專著《李白與杜甫》。
且不說用當時流行的階級鬥爭理論研究李杜是否牽強，就說此書對二位詩人態度的反差，一個是不遺餘力地褒，一個是挖空心思地貶，凡有幾分修養的讀者看了都不舒服。
原因也很容易推測，毛澤東偏愛唐代三李的詩，於是郭老自然要褒李。
褒李倒也罷了，李白畢竟是中華文學的巨匠。問題在於，褒李何必非得貶杜?郭老以學術投權力之所好，做得也太過了!
今天看來，學術無論如何是不應如此仰人鼻息的。
二是考古學論文《〈曼坎爾詩箋〉試探》。
郭老對於中國文學的流變不可謂不內行，但在這份偽造的唐詩上，竟有當代的簡體字。
這種破綻本來是很容易識別的。無奈詩箋如能考訂為唐代少數民族詩人所作，實在太能適應當時政治形勢的需要了。
郭老當時到底是無力辨別真偽，還是無意辨別真偽呢?
「文化大革命」中，許多學者都被搞得暈頭轉向。
郭老未能免俗，倒也不足為怪，況且幾次險些大火燒身，不可過分苛責。
近讀余英時所著《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學上的實用態度還可上溯到40年代，余書中收入一篇50年代所寫的《〈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
文章逐段比較了錢穆30年代所著《先秦諸子系年》和郭沫若40年代所著《十批判書》之有關部分，說明「《十批判書》中至少有五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名辯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據《系年》的論旨和資料而立論的，其他各篇雖然沒有這樣嚴重，但抄襲的痕跡也處處可見。
上舉抄襲，不僅是資料的，而且還是見解的；不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還是全面的、根本的」。
余英時認為，「本來《十批判書》和《系年》是性質完全不同的著作。
《批判》的用意在解釋思想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是企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說明先秦諸子反映了怎樣的社會變動。《系年》則以建立年代學為主，對先秦諸子進行了全面的考訂。
因此《十批判書》作者本可以坦坦蕩蕩地明引《系年》，承認自己的解釋是部分地根據錢先生的考證。
這樣做完全無損於《批判》的價值——如果真有價值的話。但他不此之圖，竟出之以攘竊，這樣一來，我們便不能不對他的一切學術論著都保持懷疑的態度了。」
郭沫若與錢穆歷史觀不同，郭對錢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無不可。
問題在於，一邊襲用對方的成果而不宣，一邊又蔑稱對方「實在是薄弱得可笑」，這就有悖於起碼的學術道德了。
近年中國學界強調重建學術規範，要點之一就是先說明所論專題前人有什麼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再談自己的獨到發現。這些規則於郭老來說，本屬ABC，小兒科，是無須討論的常識。
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於學術規範，還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連這點規矩都不講究了。此種失誤，在魯迅先生身上是絕找不到的。
就學術本身而論，郭沫若幾十年嘗試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建立中國史學框架，現在已經證明有許多根本點站不住腳。
顧准70年代就點出：「中國的歷史學家閉著眼睛跟斯大林走，現在讀郭沫若的《奴隸時代》、李亞農的《史論》，覺得他們實在可憐。」
郭沫若等史學家依據馬克思對歐洲社會發展史的理論框架提出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為此論證、爭鳴了幾十年，形成了六派以上學說，郭的觀點佔得上風，進入了中小學教科書。
但今天學術界已經弄清，馬克思本人壓根兒就沒有把東方國家放在這個框架之中，而專有「亞細亞的」範疇，是斯大林取消了「亞細亞的」範疇，把人類歷史簡單化了。
因而所謂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分期問題本來是個假問題。顧准說郭沫若「可憐」，但與前述三例相比，這一問題上的失誤就不算最丟人的了。
郭老生前一直是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身居科學、藝術兩界首席，他的治學方式、創作方式和做人方式對中國知識界都起著表率作用。
在此期間，中國知識界的整體狀況令人汗顏之處頗多。
其主要責任自然不在郭老。但從郭老身上，後來的知識分子就不應總結出一些教訓麼?
需要說明的是，以郭沫若的學問和聰明，他對自己的尷尬處境不是沒有自省。
9年前有過一篇題為《無花果》的報告文學，裡面記述了郭沫若生前與陳明遠的一番對話。
郭沫若對陳明遠說：「做人有兩種，一種叫逢場作戲，那樣，很快就能成功。
另一種，叫自然流露。
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毀掉。我的詩，最早之所以寫得好，是因為自然流露。
譬如我寫《女神》，當時根本沒有想到要靠寫詩混稿費，更沒有想到，要靠寫詩去爭地位。
那時候，我在日本留學，時常窮得連吃飯的錢都沒有。好在有幾個好朋友，田漢、郁達夫，常在一起海闊天空地聊天。
我寫的《女神》裡面，有不少是和田漢交往過程中寫出來的，陸續寄給了在上海的宗白華。
宗白華是個好編輯，是他把《女神》發表了出來。
由此，我就成了名。
北伐開始之後，我的地位漸漸高了，就免不了學會逢場作戲了。
現在，我們兩個人在一起談話，是有什麼談什麼，我不會作戲。
可是一轉眼，我跟別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場作戲了。
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場作戲的人，寫出來的東西，都會遭到後人的嘲笑。」
他在1963年5月5日給陳明遠的信中也說：「至於我自己，有時我內心是很悲哀的。
我常感到自己生活中缺乏詩意，因此也就不能寫出好詩來。
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應制應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稱為是什麼『詩』!別人出於客套應酬，從來不向我指出這個問題，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你跟那些人不一樣，你從小就敢對我說真話，所以我深深地喜歡你，愛你。我要對你說一句發自內心的真話：希望你將來校正《沫若文集》的時候，把我那些應景應制的分行散文，統統刪掉，免得後人恥笑!當然，後人真要恥笑的話，也沒有辦法。那時我早已不可能聽見了。」
這是他的自知之明，郭老畢竟是史學家，明之視今，如同今之視昔。所以，他連後人對他的恥笑都預料到了。
郭沫若這段話，實在是研究他心態底蘊的重要線索。
他在與陳明遠通信中，還吐露過不少真言。
比如寫於1963年11月16日的信中說：「來信提出的問題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
大躍進運動中處處『放衛星』、『發喜報』、搞『獻禮』，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誇虛假的歪風邪氣，氾濫成災……『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僅可笑，而且可厭!假話、套話、空話，是新文藝的大敵，也是新社會的大敵。
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處保存起來，不要急於發表。
凡事要先冷靜地看一看再說。有時候，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可能招來不必要的麻煩。」陳明遠當時22歲。他給郭的信裡說了什麼我無從知道，但可以推測，議論的是大躍進一類國事。
郭老對他一是認同他的看法，二是替他擔心。須知，大躍進中，郭曾與周揚合編《紅旗歌謠》，也算為之添柴加薪。
但他真實的看法，竟與彭德懷相近!
寫於1965年9月20日的信中說：「在我看來，批評有每個人的自由。
你說得很對：一切都要實事求是，對於別人要實事求是，對自己更必須始終要實事求是!但你太年輕，太天真，目前你把世界上的事物看得過於單純了。
現在哪裡談得上開誠佈公。
兩面三刀、落井下石，踩著別人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賣友求榮者，大有人在。我看不必和那些無聊無恥的文人去糾纏了。
因此，我勸你千萬不要去寫什麼反駁文章，那不是什麼『學術討論』，你千萬不要上當!」把學術討論搞成知識分子箕豆相煎，幾乎成為當時學術界的通例。
在多次所謂的「學術討論」、「引蛇出洞」中，郭老唱的都是紅臉。
不看這一番私語，會以為他真是像勝利的將軍一樣洋洋自得。其實，他心裡並不以為然!
1965年12月22日的信說：「我早已有意辭去一切職務，告老還鄉，上個月我滿73週歲了。
中國有句俗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自己去。』在世的日子，所剩無幾了。
回顧這一生，真是慚愧!詩歌、戲劇、小說、歷史、考古、翻譯……什麼都搞了一些，什麼都沒有搞到家。
好像十個手指伸開按跳蚤，結果一個都沒能抓著。建國以後，行政事務纏身，大小會議，送往迎來，耗費了許多精力。
近年來總是覺得疲倦……我說過早已厭於應酬、只求清靜的話，指的是不樂意與那幫無聊之輩交往。
至於你，什麼時候來我都歡迎。我的房門永遠對你是敞開著的。」
這封信寫於「文革」前夕，郭老還未受衝擊，心境卻已十分悲涼。
耐人尋味的是，為什麼郭沫若只對陳明遠一個人口吐真言?我想，原因應當從兩 方面找。
在郭老方面，高處不勝寒，周圍有公務關係的，很難成為交心者。
他要是真在周圍營造一個說真話的氣氛，早就殃及自身了。
郭老自己也知道他穿的是「皇帝的新衣」，而別人不管是出於需要，還是礙於無知，都爭著誇他的衣服漂亮。
只有陳明遠，從孩提時代就與他相識，進入青年，有了批判能力，仍然童言無忌，敢於揭出真相。
郭沫若也是人，虛偽的氛圍他也感到窒息。
於是，陳明遠這個忘年之交，成了他呼吸新鮮空氣的唯一窗口。
自古以來，文人由士而仕，都難免以出讓自我為代價。
明代海瑞就說：「一仕於人，則制於人，制於人則不得以自由。
制於人而望於人者，惟祿焉。」
郭老的悲劇在於：他不是沒有自省能力，而是有心自省，無力自拔。
「文革」中，其子被抓，危在旦夕。
於立群讓他在當晚的宴會上向周恩來求救，他竟未能發一言。
不幾日兒子便命歸黃泉。
他內心世界其實極為痛苦，性格中軟弱的一面，又加劇著這種痛苦。
給陳明遠的那些信，不過是內心世界的巨大冰山露出了一個尖頂。但其餘部分，也許永遠無法浮出海面。
知道自己逢場作戲，又不得不逢場作戲；知道逢場作戲會遭到後人嘲笑，又無法不讓自己被後人嘲笑。
隨波逐流，隨遇而安，放棄自我，迎合時尚。
郭老內心的這種苦味，極為耐人深思。
巴金晚年有《隨想錄》問世，真話公開說出，靈魂可以稍安。郭老臨終也沒有公開道出真話，不知靈魂可得安寧否?
作者：丁東
